政府應否参與產業開發
工商時報於7月7日報導: 「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透露，最近他聽取一份報告顯示，台灣的產業環境被歸類為亞洲的第三級到第四級，僅相較不丹、尼泊爾好，令人心急；他強調，只要法制、政策稍為推動改變，就能往二流國家邁進，若不變，國際資金將跳過台灣」。
其實我們民間「心急」已經二十多年，自從李登輝提倡「戒急用忍，產業南進」，以政治考量經濟政策以來，台灣產業環境便每況愈下，混沌不明。到了陳水扁時代八個字可以形容：「不知所措，忙於貪瀆」，馬英九則是：「有學無術，執政無能」。台灣何其不幸，選出這些領導人，沒有一位能帶領台灣開創產業新局面，讓我們只有乾着急的份!
尤其國民黨的主事者如前經建會的主委們迷信所謂「自由經濟」，立法院又一直流行打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膚淺說法，造成台灣產業外移，沒有新行業可以迅速竄起接替「傳統產業」，造成產業空洞，文化沙漠，劣幣逐良幣的可悲現象。
全球各國對於政府是否該參與產業發展，特別是提昇文創產業的競爭力，過去一直有爭議 。有一派經濟論者，認定政府不應直接參與任何產業的開發或振興，應該任由市場決定一切；但是到了2008~2009年最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因為金融熔毀 (melt down )而不得不拯救幾家超級銀行，保險公司和甚至直接注入資金給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做起它們的大股東，這也間接宣布自由經濟的大轉向，天底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堅持實行純資本主義所標榜的絕對自由市場經濟的。
但是政府補助或直接參與產業開發並不能保證一定會成功，根據過去的經驗，宣告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等到關鍵時刻，做與不做，往往是個兩難的局面。首先政府要考慮的是產業的現況和未來性，如果一個產業根本是夕陽工業，或者是潛力不足以開發，那麼再多的資金或者再優惠的政策到頭來都將是一場空，另外政府既然參與，專業人才的鑑定，領導人的經驗和條件都是關鍵，譬如像現在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經承認在就任前不知道什麼叫創投，像這樣的主事者你可以期望他能為文創產業開創新局面嗎？還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是否能支撐某一種產業的發展也是致關重要。
當前已開發國家的工業政策根據外電主要是受4種情況所影響：1. 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各國政府希望降低失業率，協助自家的產業可以抗拒外來的競爭；2. 有些國家如美國和英國要重新調整經濟結構，希望經濟重點從金融和物業轉移到一些原有工業上和新研發清潔能源方面；3. 處置警急狀況的工業政策往往導致許多企業體和個體受惠，譬如歐巴馬政府除了資金挹注通用汽車公司和AIG保險集團等大企業，後來也設立一個小型企業貸款基金(300億美元)；4. 因為中國和南韓政府工業政策的成功範例，已開發的政府不得不有所回應而紛紛實施新的政策。有時候拯救一兩家公司容易，重振一個產業就沒有那麼簡單，若要開發一個新的產業那就更難了。
科技需要政府的主導才能有新發展
二十世紀以來，雖然工商界的發達，已經可以取代相當程度政府的角色，但是政府還是扮演很重要的推手，譬如許多軍事應用的技術和產品，甚至於網際網路(internet)的開發，尤其在初始階段，美國國防部是唯一的倡導者。另外像French Minitel的發展完全依靠法國政府和國營電話公司的全力推動。韓國的電影和電子遊戲工業也完全由政府帶頭推動，才會有今日的一些成就。
根據社會學和歷史學家的研究和分析，如「網路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的著者 Manuel Castells，一個社會的創意發展包括文藝和科技，都和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主客觀環境有關，特別是和政府、教會，大型經濟結構體，上層階級等有密切關係。
社會即便是不能完全主導科技的發展，起碼可以抑制其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可以用政治領導架構的干涉(intervention)加速科技現代化的過程，得以在短期內改變經濟、軍事、和社會福利的軌跡，獲取重大成就。
就以IT工業的發展來看，許多經濟學家分析時往往忽略政府扮演的角色和其重要性，尤其是日本、歐洲、亞洲等地區，很明顯的在政府參與程度上和美國經驗不同。譬如根據Michael Borns的研究，日本其新興工業都是由國際貿易和工業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MITI)主導而成，台灣和南韓有相同的經驗，而印度和中國則直接由政府提供資金，交由軍工業系統部門實際領導執行。
即便是在美國，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其軍工業集團在國防預算之下，對於IT的研發和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特別在蘊育期的時候，政府提供的宏觀性研究和具規模的市場，再加上民間企業的技術創新，個人財富累積的刺激，IT工業在美國得以迅速開花結果。美國這種政府和民間交互作業發展出來的軍工業組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許多新科技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是催化而是直接參與，只是大部分是用軍民合作的模式進行，政府的參與不那麼明顯。所以從學術研究的結果，美國的所謂「自由經濟」常常是很膚淺地被誤解，其中「戰爭」和「軍工業的組合」提供了政府參與的借口，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美國自由派或左派人士常常要提醒人民，「軍工業組合」的影響會造成「戰爭必需」的結果。
以上的分析可以證明政府和國家力量在新科技、新創意和新產業的關鍵點上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有力推手，到了一定程度產業界本身才能繼續成長和發展。台灣竹科的成功，最起先如果沒有政府的開發，則必然是mission impossible。
本文於2014/9/1台北工商時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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