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中學校友聚會後的感言
前幾天在歡迎呂同學返台聚會上大家談笑風生之際，也曾接觸到幾個嚴肅的課題，散會後它們一直盤旋在我的腦際，終於決定「一吐為快」，希望引起同學們的興趣，找個機會坐下來共同討論，我十分歡迎大家表達各自的看法。
1. 我們的學長黃文雄最近被政大傳播學院提名，經校務會議通過選為政大傑出校友，他是高我們兩屆的學長，後來就讀政大新聞系，也是我政大的學長。在我大一的時候，他約我和幾位新聞系的學長共同創辦「胖」雜誌，一個綜合性的半月刊(胖即是將半月合寫而來，相當有創意)，內容以時事評論，散文，生活扎記為主，雖然沒有涉及政治議題，但在當時任何刊物都須新聞局批准，尤其是在校學生，連向校方都未報備，竟然有幾個小毛頭聚集起來，發行一份雜誌，這在那時也算一種「創舉」，這份刊物持續在另一位黃同學自家印刷廠的支持之下，刊行了近一年。
後來我到金門當兵，黃文雄讀研究所，一直和我保持聯絡，我申請美國北卡州(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紐約的Syracuse University 和南伊大(SIU, 因為交換教授Charles C. Clayton安排助理獎學金而決定去該校)，填寫表格和寫英文自傳，都請他為我修改和潤飾。他後來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獎學金讀社會學，種種表現都可證明他是一位有才華、敢作為的青年，他那時是我的榜樣。後來我到紐約參與「留學生聯合季刊」和「新土」雜誌，主持和參與「國共和談」，「保釣運動」和「拯救越南難民」(Rescuing Boat People)多少受了他的影響。
但是後來他去美國放棄學業，和他的大舅子鄭自才一幫人策劃刺殺蔣經國，由他開了「台獨第一槍」，震驚環宇，間接地促使蔣經國注意到台灣島內外的「台獨意識」，如果國民黨打算在台生根，必須加速培養台灣新生代人才，為和平轉移政權打下基礎。
我在紐約則是加入Al(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權組織，經常發佈台灣島內政治狀況的評論，並對國民黨政府壓制人權，禁錮政治對手的作為通電討伐 (如對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陳婉真絕食等聲討和支援)，並資助Al派員赴台灣旁聽審判(James Seymour為當時Columbia University的 AI分會會長，Seymour曾多次來台觀察並資助黨外人士律師費用)。我在紐約辦雜誌，策劃華人社會運動，支援台灣人權運動，共達15年之久，雖然沒有和「台獨運動」合流，但對台灣民主化過程多少有些貢獻，某種程度應該比「一顆子彈」更有深化的影響和長遠的作用。
黃文雄後來在美國坐牢，終至棄保逃亡，在北歐待過一陣子，最可惜的是他沒有繼續善用他的才華，在學術上或「台獨運動」的理論研究方面有所發揮(所以說只是有勇無謀的打一槍而成為傑出校友，證明現今台灣扭曲的價值觀)。就如許信良拿了中山獎學金去英國讀書，這麼多年參與政治運動，但是在政治方面，對提升「思想層面」幾乎是空白的，就像林濁水(我們另一位竹中學弟)，被公認為「台獨」理論家，卻看不見任何深邃研究的著作和政治主張，令人扼腕。從這個角度來評斷，這是台獨運動和整個民主運動所欠缺的，自然限制了我們對這個世代華人的影響力，浪費了台灣這塊土地的許多資源，更有負於時代所託付的機會和使命。
這其中國民黨要負一定的責任，長期壓制思想，重理工、輕文史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所謂菁英(包括我們這一代)精於計算，缺乏思考判斷、人文素養和政經運作能力，不但沒有內化的涵養，甚至連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沒有，再加上「島國狹隘症」(日本就擺脫不了這種禁錮)，充分反映在今天台灣的社會問題，政經政策的失調，民主自由的扭曲和傳播媒體的淺薄上(身為新聞系的前輩，我真為現在台灣媒體濫用自由，低級趣味而汗顏)，都讓我們感歎:「怎麼會這樣?」。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社會上和學術界起碼還有一批從大陸逃來的哲學、文史的「大師們」，除了胡適還有譬如像弁宗三、徐復觀、錢穆、傅斯年、殷海光、沈剛伯等，出版界有「自由中國」、「現代文學」、「文星」、「大學雜誌」等刊物，至少為當時社會提供了思想和政治有相當水準的導引。可是現在呢?大學裡充斥了擁有歐美博士學位的教書匠，卻沒有一位能廣泛影響社會的思想家，台灣的文化是數萬個廟宇，是媽祖遶境，是塩水鎮的烽炮節，是苗栗的桐花祭，是星雲和尚花了多少個億蓋的佛牙紀念館，這些還算是有些正面功能的活動，至於那些出殯花車，神棍詐財詐色，粗俗不堪的綜藝節目，偏頗無聊的叩應節目，就更令人直呼:「奈何! 奈何!」了。我們出版的刊物除財經方面有幾本頗有水準的，如商業週刊、遠見、天下、財經雜誌等，社會煽情的刊物，如壹周刊、時報周刊、獨家報導等倒不少，就沒有一本思想或政經或社會問題能廣泛發行和有影響力的定期雜誌。
2.另某同學這次從大陸久居歸來，我們倆曾相聚長談，他談到大陸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社會問題，貧富不均，官僚貪瀆等都相當嚴重，他甚至提到余英時最近宣稱共產政權會垮台，中國又會四分五裂，他也感歎在大陸如在部
落格發表批評文章會遭公安盯上。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在大陸住了多年，他這種感慨是可以理解的。
我去大陸多次，最長住過兩個月，所以觀察和體認自然沒有某同學那麼深入，我對他的分析和認知有一定的尊重，但是我絕不會認同余英時的「共匪必敗」論，余先生一向是反共死硬派，和國民黨走得很近，多少帶有冬烘味道。做為一個現代知識份子視野必須廣闊，資料涉獵要去污存菁，更重要是能「改變」自己，隨時以新知識修正自己的觀點和甚至立場，像大前研一前幾年寫了一本關於中國會分劃為七大經濟區塊(倒不一定是指分裂，當時李登輝對他讚譽有加，尊為上賓)。但後來大前研一多次訪問中國，徹底改變他的想法，而承認中共中央務實的作風和各地方拼經濟的幹勁，預測中國經濟起飛，終將茁壯為東亞強國，(李登輝馬上開始疏遠這位「好友」)，台灣也不再待他為貴賓了。我常感歎為什麼同為「島國心態」的日本，居然還出了一位大前研一，以核子爐工程師背景，經過美國麥肯錫顧問公司 (Mackinsey & Co.) 的鍛鍊，能轉換為有國際視野的策略顧問 (strategy consultant )，趨勢預言家，而我們的「大前研一」在哪裡?
說起我們的前總統李登輝，他可算是天下一絕，一個做過一國領導的人，退休後居然可以說自己國家的領土(釣魚台)是人家的，而且跑到人家的神廟(靖國社，供有甲級戰犯靈牌) ，宣稱曾造成3,500萬人傷亡的侵略者不必向受害國一再道歉(其實日本從沒有向中國正式道歉，比起德國戰後的表現不成比例)，而台灣也沒有什麼人出來譴責，這好像抗戰中死傷的中國人連個道歉都不值，中國人的命就這般賤嗎？李登輝善於偽裝，騙了蔣經國不算，還常翻臉不認人，唯一不變的是他那一心一意想做日皇臣民的心態，他的作為(包括在他任上的起動黑金)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而我們的媒體還不時報導他的謬論，台灣的所謂言論自由和民主實際上是不辨是非，沒有任何原則的障眼術，外表堂皇，敗絮其內，經得起深究和時間的考驗嗎?
中國自1978年採取經濟發展政策，後來鄧小平提出「黑白貓」論，又於1992年南巡以後，全國上下拼經濟，短短33年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共產黨國家，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單鋼鐵一項就超過世界總生產量的一半，成了工業最大國(中國GDP出口占40%，絕大部分是工業成品或半成品，而美國製造業只占了它的GDP的15%，兩相比較中國工業產值已超過美國)。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是中國人民勤奮儉樸，集體意識高過個人主義，做起工來有耐力，有巧手，但是中共各級政府毅然放棄共產黨的老套，認真地進行經濟開發，將中國人務實、愛錢，會做「買賣」的天性放任發揮出來，也不能說沒有功勞。我自1986年即開始往返中國大陸，早些時他們不論大小官員，街頭平民十分羨慕台灣的經濟成就，有的虛心請教我的看法，我的回答很簡單:「辦好教育，維持政治安定，放手讓老百姓搞經濟」，我說:「台灣政府並沒有多大功勞，今天台灣的成就是老百姓努力的結果」。同樣的中國大陸經濟起飛，政府只是其中的一環，海外華人(特別是港、台)的資金和know how也居功非淺，但真正的主因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性格，如果沒有外力(如共產主義或封建制度或帝國主義)的阻擾，是很能發揮經濟長才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明朝甚至清初以前的中國經濟和科技較之世界各國不但不落後，甚至是領先的。有西方研究經濟史學者(Eric Jones)認為在14世紀的時候(即明代)，中國很可能會產生工業革命(或大躍進)，可惜未竟其功。
談到貪污的問題，在大陸仍然是相當嚴重，但應該還不至於到了「亡國」的 地步，就我和中國各機構打交道和往來的經驗，小禮物或吃住接待是有的，公然拿錢，則沒有遇過，也許我接觸的層次比較高和他們清楚我和中央的關係，對方有所顧忌。中共執政前30年，不但沒有貪污而且很少罪犯，你在旅館遺忘的內衣或破襪子，服務員會追上街還給你，你給小費他們拒收，而且表示那是不尊重他們，更不用說找個美女「馬殺雞」一番了。當大家都窮的時候，做官的向誰要錢？只有社會富有了，商人開始有了大把銀子，才會向官員行賄好辦事，我在美國蓋過公寓大廈和樓層翻修，他們的建設局官員照樣收數百元現金，對一些不合理的建築法規放鬆一些，重點是拿了錢辦不辦事，放水或金額會不會太「超過」，偷工減料會不會造成日後的「災難」。所以說我們不稱頌「貪污」，但現實面要想杜絕貪污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兩種情形可能減少貪污；一是搞得大家都窮，官員搾不出人民的油水！要麼學新加坡，官員薪資高到「貪污」不划算，金飯碗丟了不說還要財產充公，外加笞鞭數十下，打得屁股開花。韓國的幾任總統，我們的陳大總統，他們做到那麼高位，貪污罪證確鑿，下台入獄，李登輝在第二任上開始牽涉黑金，也沒有把國家給搞垮。
至於老百姓抗議案件每年有拾數萬起，以人口比例計算，我們的類似案件恐怕也不會太低。其實換一個角度看，在共產黨專權時代幾乎沒有甚麼動亂，就是有，外人也無從得知。現在像廣東的一個村莊集體抗議，逐趕官員或者像薄熙來的案件在正規媒體上廣為報導，應該算是一種進步而不像政權要垮台，中國要分裂的前兆。證之於世界歷史，一個廣葇的地區能一統天下，每個朝代可以大致維持安定數百年的，恐怕也只有中國，但是中國又有改朝換代的慣例，天子如果昏瞶無能導致天災人禍，人民活不下去，別人是可以取而代之的。某種程度這就是一種內建的「民主制度」，到頭來「君為輕，民為貴」還是最高原則。
另外中國人的忍耐力是很強的，除非一個政權施政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老百姓是不會起而造反的，就以國民黨儘管被人罵成腐敗不堪，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大傷國家元氣，我不認為共產黨會「解放」成功。而且八年抗戰表面上國民黨軍隊敗多勝少，節節退敗，但是較之英國防守新加坡和香港都不到一個月，美國在菲律賓只守了三個月，荷蘭統治的印尼根本沒有抵抗，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打下澳洲和紐西蘭恐怕也是數月的事。在歐洲戰場，德國不到一年也就席捲整個歐洲，但入侵蘇聯卻碰到鐵板，俄國人用的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拖垮敵人的戰略，就像他們對付拿破崙一樣。抗戰前蔣介石率領的一批策略團隊(最有名者蔣百里)其實早已熟悉大國對付小國侵略的拖垮戰略，在武器和軍需遠不如人之下，獨自奮戰四年，後來雖有美援，其實也很有限，但那麼一點援助，1944年到1945年間國軍整編訓練30多個師，家父(張雪中將軍)就曾負責訓練14個美式裝備師，1945年國軍在滇、桂地區收復許多失土，並準備大舉反攻。民進黨有些人和其同路人，如魚夫(他早年以政治漫畫出名，散文寫得很有味道，但是為了希望扁政府擔保貸款，他不惜放棄知識份子的尊嚴，組成「四人幫」在2004年為陳水扁競選，後來四個人都拿到很多好處，為此我曾掛他電話，不屑和他來往)居然嘲笑國民黨軍隊為常敗軍，這些人要麼無知，要麼是惡意中傷。憑心而論，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的表現絕對是對得起中華民族和我們的列祖列宗，就如前述以國際標準衡量，國軍抗日戰爭的成績並不落洋人之後，這幾年大陸已經出版許多抗戰歷史書冊承認國民黨的功績。
3、近年來歐美金融和經濟衰退，事實上是整個社會結構發生問題。四百年來西 方文明的茁壯，帶領世界邁入現代科技的時代，但是到了21世紀卻是盛極而衰，不但經濟走下坡，而且連帶西方的政經制度，也將受到挑戰，這對日裔美籍政治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真是一大諷刺，他23年(1989)前提出人類政治制度到了西方民主自由的階段，已經是人類在這一方面演化的終點，再沒有甚麼更好的制度可取代了。他的「The End of History」一書出版，轟動歐美，被許多人捧為「真知灼見」，大出鋒頭，可是他的老師Samuel Huntington始終持懷疑態度，不肯為他背書。西方有些亞裔學者常常不屑亞洲文化，對亞洲事務一知半解，全面倒向「西方文明」，孰不知他們所熟知和崇拜的西方即將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譬如西方所倡導的社會福利國，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國」，柏拉圖提出的utopia，只可說是一種理想境界，真正要實行起來是不太可能的。就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要想達到:「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的共產世界根本是「空談」，只有像毛澤東這種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才會浪漫式的全盤接受，他在這一方面其實比洪秀全捧著「膜拜天主」，抓著基督教義的一點皮毛搞革命高明不了多少。歐美有許多蛋頭(egghead)總以為人類社會從遊牧、農耕進步
到工業，下一階段將是人人平等，過著自由幸福的快樂日子的「福利國」 (welfare state)。這種觀念和訊息傳給基層，就變成了「好吃懶做」，或不願幹「黑手」行業的風潮，製造業消失了，有些服務業如垃圾清理員，醫療技術士，甚至於中小學教職員的薪資節節升高。歐美各國過去有殖民地可以巧取豪奪，現在是壓縮亞洲人的工資，替他們半奴工般的製造幾乎所有日用品(一個賣 $499的iPad，深圳拚裝廠商只拿到 $8)。即便如此，美國貿易赤字連續20多年，沒有改善跡象，遲早政府和民間一起破產。
21世紀將是東西方文明大融合，共同邁進科技現代化的時代(不必是中國或亞洲的世紀)。科技的突飛猛進，不僅是物質和科學領域的日新月異，事實上人類的政經制度、哲學、文藝都應該根據最新科技的發現和發明，重新來個大翻修(overhaul)，譬如當英國天文物理學家Stephen Hawking認為宇宙起源於大爆炸(The Big Bang)，黑洞的存在也經科學驗證，而宣佈沒有上帝的時候，那麼宗教的「創世紀」是否要重新改寫，西方文明賴以存在的兩大支柱之一的基督教當然也要面臨修正。還有達爾文的進化論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地球生物的起源有可能是偶然形成，也可能是來自外太空，似乎不是我們古代祖先所幻想的「上帝創造人類」，人類確實是由低等生物進化而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如果6,500萬年前沒有隕石來襲，帶來大毀滅，那麼今天地球的統治者應該還是恐龍等大型爬蟲類，還輪不到我們人類。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除了要繼續發展經濟，加強環保，當前的危機就是歐美的經濟衰退，確定它們對外貿易已經在急速下降，顯然地中國要維持經濟高成長，必須另謀出路。它的GDP中有40%是國際貿易，原本偏高，所以促進內需，加速大西部的開發必然是良方，根本沒甚麼好遲疑的。但是重點還是在規劃和願景，也就是說這個大拼圖到最後應該是個甚麼圖案，達成目標的路徑(road map)應該怎麼描繪。
歐美的政經制度，甚至西方文明已經進入一個瓶頸階段，搞不好可能來個「大崩毀」(great crash)，那麼我們就不能像以前一樣，只想撿現成的將西方的東西照數搬過來，所謂「全盤西化」。中國除了搞經濟，必須還要發展一套人文基本原則，和立國方針，否則經濟開發的路是走不遠的，甚至會走上窄路，把中國帶進死胡同裡。而且我們總不能笨到，明明看到西方走不通的路，偏要莽撞地跟著走下去，譬如美國的汽車文化已經證明是資源大浪費，貿易赤字的元兇之一，那麼我們在鼓勵內需的時候，就不能允許私人自用車的無限增產和銷售，現在中國一年銷售汽車1,300萬輛(超過美國，但沒有什麼好驕傲的)，好在有一半是貨車和大型車，但自用車20年累積下來也會超過一億輛，到那時候想要限制已經來不及，就像台灣機車滿街跑，個人交通是便利了，但是能源的耗損，環境的污染日益嚴重，台灣個人排碳量排名全球第二，我看摩托車的過度使用是主因，可是積重難返，這個問題有那個政客或經濟學者敢提出來檢討?所以中國從現在就要大量建設公共交通網，尤其是大都會和其周邊腹地，更應做到公共運輸方便和低廉，同時限制私用車的進出。另外像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進行都會化之後，居然在20世紀後半葉開始發展郊區(Suburb)，造成大城市中心變為鬼城(ghost town)和貧民窟(ghetto)，中產階級紛紛搬到鄉下，獨門獨戶地住「豪宅」，於是能源消耗倍增，通勤時間更是動轍一、兩小時，大量浪費汽油。如果中國單以這兩項生活方式完全模仿美國，那將不但給中國帶來萬劫不復的困境，也將是全球另一無法承受的負擔。我們年輕時做的美國夢趁早快點醒過來。
在我們繪製藍圖的時候，除了參照西方文化的精髓，對現行許多全盤西化的規章制度重新檢討之外，我們也應該發展一套萃取自東方文化傳統和內涵的東西，做為最高原則的座標，這個當然不是少數人就能決定和奮力完成的，而是要經過集思廣義，眾人的參與，共同耕耘出來的。我在這裡只提一二拙見供大家參考。
A、儒家的行事風格，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則是「中庸之道」，所謂中庸就是「允執厥中」，也就是力求平衡，任何思想和行為都不偏激，否則好主義也會害人害己，中共從前實行的那一套固然導致大災難，純粹的資本主義，任由市場自由發揮，很少外在監督(政府和民間輿論)，也照樣會出亂子，甚至美國的兩黨民主制度，表面上看是一人一票，由老百姓當家作主。實質上，美國兩黨早已被大企業綁架，結果是兩黨輪流執政，施政的手段和政策沒有甚麼太大差別，譬如歐巴馬靠的是變革(Change)的口號入主白宮，但這三年所做的改革十分有限，財經幕僚大半來自華爾街或各大名校，他們那能否定自我做結構性的整修？第一任快要到期，華爾街闖禍的CEO們，沒有一個被沒收財產或坐牢的，更糟的是許多主管在拿了納稅人的錢拯救了公司免於破產之後，薪資照拿，紅利照收，而且許多是「天價」。參眾兩院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大多被遊說團體包圍控制，法案的通過終免不了挾帶一些「分贓」的條款，以地方建設為名，合法地透過政治獻金收取回扣，所以說美國的主控階層，架構出種種「合法貪污」機制(我稱之為lawful corruption)，金額之大，手段之高明，所謂「落後地區」的「收紅包」、「拿回扣」只有瞠乎其後的份兒!
台灣各級議會編列預算大蓋 「沒有漁船的漁港」、 「沒有文化的文化館」變成「蚊子館」，甚至航空站、高鐵、公路、產業道路，除了正當利潤，那一項不是最少20%的款項進了私人荷包。陳水扁堅持二次金改，真的是為了改革金融嗎?還是為了一些特定銀行製造千億利潤；所以壞的銀行倂好銀行、小銀行吃掉大銀行，無非是為了拿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建國基金」，統統藏在國外準備退位之後，建立他的「阿扁國」。某種程度這也是走的美國路線，搞合法貪污，只是阿扁吃相太難看，被人抓到小辮子，才鋃鐺入獄。
蘇聯和中共實行共產主義沒有成功，但這不表示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全面勝利，只有像福山那種天真的學者才會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點，恰恰相反的這一刻因2008年美國的金融大熔毀(financial meltdown)
和2010年以來歐洲的國債失控，它們那一套的政經制度應該受到深切檢討，如果問題只是掩蓋過去，下一次再爆發什麼危機恐怕將十分嚴重了，甚或歐盟的解體和美國經濟大蕭條，人民要求徹底政經改革都不是不可能。那麼我們準備好了嗎?中國準備好了嗎?亞洲準備好了嗎?我們必將承接很大一部分的所謂「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en’s Burden)，要為全球人類豎立榜樣，要為未來開創新路。
B、中國人的宗教觀是功利性的，而且世界具規模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回教都是泊來品，就因為如此，我們很能包容各式宗教，所以從來不會為了宗教開戰 (歐洲有30年宗教戰爭等無數為宗教打得死去活來的殺戮。事實上，現在以阿六十年戰爭，美國9/11被襲，後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和宗教脫不了干係，這在我們眼裡真是愚蠢和無聊)，儒家的知識份子是不與和尚密切來往的，有的甚至禁止和尚、尼姑來家裡串門子。在Hawking的無神論的現代，我們這種「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的非宗教迷信的傳統，剛好可廣為宣揚，將全人類從迷信中解脫出來。但這不代表我們要禁止正派宗教信仰，阿公、阿婆們沒有宗教信仰心靈難以平靜，但是像法輪功那個姓李的，說是通靈頓悟那一套鬼話，當然要限制(不應該由政府出面，而應該動用輿論)，或者像媽祖遶境居然遶到校園裏，中部媽祖廟的主持人，有妻又有妾的，而且有很多財路不明，未成年的兒子討個媳婦居然席開千桌，花費二千萬台幣，兩黨的政客們，包括Harvard畢業的領導們(不只一位)居然都去捧場，真是令人氣塞。選票! 選票! 多少人藉你之名，做盡低俗不堪的蠢事。
我們要尊重宗教，但也要破除迷信，兩岸政府要以平等地位共同開展海外中華文化中心，繁簡並列，宣導我們的歷史，文化、藝術與和平的理念，希望擺脫數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的遺孽，結束所有宗教為起因的對立和戰爭，不再「以牙還牙」那一套處理國際事務，中俄應該聯手明白向歐美各國宣示；今後的國際事務不再是它們說了算，而是要以聯合國為中心共同研討各項方案和執行細則，撤消任何以軍事為目標的雙邊或多邊聯盟(如大西洋公約組
織，美日協防條約) 。將各國節省的軍事費用改為開發太空觀察和探測，為全人類提供未來可能的出路。
C.民主自由的實施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有能夠獨立運作的大眾媒體， 另外因為網際網路的發展，也提供許多小眾頻道，成為一種「地球村」形式的互動情況，造成資訊爆炸，反而使得資訊篩選和應用比資訊供給更為重要，因為沒有經過分類整理的資料等於沒有資料，實用價值不大。
至於大眾傳播工具，包括報章雜誌，廣播和電視，其所有權和執行權以現有狀況大半屬於個人或財團，雖然獨立於政府之外，但卻無法擺脫負責人或政治勢力的糾纏，舉兩個簡單的例子; 最近英國世界時報採取盗聽手法掌握新聞來源，引起軒然大波，追根到底和Murdoch家族幾乎壟断英國平面媒體有關，又台灣電視新聞台藍綠壁壘分明，以及平面媒體兩大報「聯合」和「中時」好不容易擺脫國民黨的掌控，卻又出現了一個「自由時報」，變成「台獨」意識形態的「掌門報」，幾乎可以和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比美，這種「黨閥」的機關報，極盡扭曲、纂改、揘造新聞與舆論之能事，居然為大眾接受而成為「大報」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論斷，這些媒體都不能歸類為「獨立運作」的大眾媒體。
以台灣媒體目前紊亂，低俗和誤導的狀況而論，要談提升水平，善盡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並不容易，NCC一直和電子媒體爭議不斷，又遭到立法院反對陣營的持續杯葛，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與其用負面的手段去監督、撻伐或禁止媒體，不如致力於尋找新的途徑建立一些真正獨立，專業客觀的大眾傳播媒體(平面、電子甚至網路)，提供台灣人民「好」的選擇，希望產生排擠效用能淘汰現有的許多媒體，或者至少降低它們的佔有率和影響力。
其中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就是比照英國BBC的組成方式，或者進一步由政府撥款設立基金，創辦報紙、雜誌、廣播電台，新聞電視台(避免和公共電視台重疊)，然後開放銷售股權給公眾，但任何股東(不論法人或自然人)不得擁有百分之三以上的股權(由證管會每年不斷審查、驗證和監督)。這些媒體的經理人不得擁有股份而且應堅持專業的原則和規範，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負責。因為這些媒體不以賺錢為主要目的，所以應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營運費用，並保障股東分紅略高於銀行利息(有保障也有上限)。期望報紙達到 New York Times 的水平，電子新聞台比美BBC，可以發揮標竿效用，無形中矯正台灣現有媒體的歪風。
D.現代社會另一個先決條件是開放和包容，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文明如果採取閉關自守，最後的結果是趨於墮落和滅亡，明清兩代禁止海運和對外通商，不但沒有將洋人摒之門外，反而遭到外國侵略，在屈辱中被迫門戶洞開，淪為次殖民地位。但是一個社會的開放並不代表真正可以包容多元性的資訊或內容，譬如像美國表面上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事實上非主流的信仰，如異教(非基督教)或無神論者，就會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和排擠，我當年初到美國申請工作時，朋友就建議千萬不要在宗教欄上填 「無」或「無神論者」 （atheist），這在美國企業眼裡是一種缺陷，還有許多非美式的看法和意見就很難在主流媒體得到表達的機會。在80年代以前，美國無論官員和民間都是「內向」的，也就是很少關切美國以外的事物和生活方式，更不用說注重產品外銷和國際貿易平衡了。這種文化優越感造成的「自閉」，便成為美國今日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到70年代末期也一直採取某種形式的「閉關自守」，結果帶來偏差的經濟發展和造成人民的一窮二白，甚至還曾經遭逢大饑荒。自從1978年以來進行改革開放，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上下都以謙卑的心情接受「外來事物」的時候，突然發現經濟成長並不能填補精神面的需求，有人更指出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源豐富的大國，卻是文化產業的小國」，這種現象是否會造成日後從自卑變為狂傲，「開放」的口號漫天價響，實質卻是「排外」得厲害呢！東方的「自省」、「和諧」、「謙遜」等文化內涵得以發揚光大嗎？ 總之，在這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程度的關鍵時刻，我們要如何在文化層次上推動一個全面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恐怕已經無可拖延的了，最起碼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廣泛地展開討論，甚至辯論，期望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而在台灣的「文化人」在這方面不但不應該缺席，其實更應該積極提出我們的看法，爭取全世界華人的認同，而不是像現在有些心胸狹窄的一小撮人要杜絕兩岸的交流和溝通，要「去中國化」，自外於「中國崛起」的洪流，徒然為自己帶來許多困擾。
張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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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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